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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

詳細資料

1944年，日軍發起了一場縱貫中國南北，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總計動員兵力約51萬，其參戰兵力之多、作戰地域之廣，打破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空前記錄，據稱在日本陸軍作戰史上亦是史無前例的。[1] 對中國軍隊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來所遭遇到的規模和破壞力最大的一場戰役。數十萬士兵及無數的平民傷亡；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被日軍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在失去1／4的工廠的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亦隨之銳減。此次軍事敗挫，暴露了國民政府軍隊（以下簡稱「國軍」）的諸多弊端。它與同時俱來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起，使抗戰勝利前夕的國民黨政權遭到一場災難性的打擊。蔣介石慨嘆「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自稱「從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受過現在這樣的恥辱」；「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2] 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發起於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結束，前後持續約8個月，歷經「中原會戰」（或稱「豫中會戰」）、「湖南會戰」（亦稱「長衡會戰」）、「桂柳會戰」等戰役，先後攻占河南、湖南、廣西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其中湖南會戰自5月底迄9月初，歷經3個多月，是「一號作戰」中會戰時間最長、國軍抵抗最為頑強的一次戰役。 本文擬以「湖南會戰」為中心，具體分析國軍是如何從戰略、戰術上回應日軍的挑戰的？兼及其戰略決策機制、情報信息系統、官兵素質、後勤補給、兵役軍紀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面。 一、國軍對日軍戰略意圖的判斷 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戰略目的，一是要摧毀在中國大陸的美空軍基地，以防止美空軍襲擊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鋪設一條縱貫中國大陸南北，並連接東南亞的陸上交通動脈；三是要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隊，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力。由於日本當局主要擔心設在廣西桂林的美空軍基地對其本土發動空襲，故將桂林作為此次作戰的最重要目標，並由北而南打通平漢線、粵漢線及湘桂線的交通。[3] 對於日軍的上述戰略要圖，國軍方面是如何逐步認知的？ 軍令部是重慶軍事委員會下屬的掌理國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門。軍令部內設三廳，第一廳掌理制定作戰計劃、監督指導作戰之實施、考核戰績、軍隊整訓調遣等業務，第二廳掌理軍事情報搜集研究及諜報網業務，第三廳掌理陸海空軍參謀人事業務。[4]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期間，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逐日詳細記載了敵我雙方的戰況動態情報，為研究這場戰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以下主要依據徐永昌日記，分析國軍最高指揮機構是如何判斷和認知敵情的。 從徐永昌日記看，徐氏最早於1944年2月25日獲悉日軍增兵搶修平漢路黃河鐵橋，有打通平漢線的企圖，並悉日軍由長江下游向武漢、鄂西等處調動。3月4日，徐又獲悉北平、上海各有敵機二批飛漢口。徐雖懷疑「敵或有企圖」，但基本認定是日軍的一種眩惑伎倆，沒有予以重視。迄3月中旬，蔣介石判斷，日軍必擬打通平漢線，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後者操有實權）作好應戰準備。軍令部據此擬具作戰指導方案下達給第一戰區。3月21日，徐永昌根據敵軍調動情況，提出要警惕日軍出於防空或交通上的考慮，有打通粵漢線的企圖，並認為占領衡陽對敵最為有利。3月下旬，軍令部收到各方情報，日軍從偽滿及長江下游大量調集武漢，並由平漢路由北向南結集大量兵力於豫北，判斷日軍有大舉進犯企圖。[5] 據徐永昌日記，是時國軍可部分截獲和破譯對方密電情報。國軍在各地所布置的諜報網站是軍令部的重要軍事情報來源。此外，各戰區軍事長官亦時有敵情報告。但國軍的軍事情報效能遠不如日軍。軍令部綜合各方情報，對日軍動態的判斷大致不差。但不夠靈敏，而且有時難免出現偏差。 4月6日，軍令部收到來自上海的敵情報告，日軍擬打通「大東亞鐵路線」。[6] 徐永昌判斷，日軍為準備將來從東南亞向中國大陸撤退，並擾害中國西南空軍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粵漢線，但徐永昌推斷日軍兵力可能難以抽調，並認為日軍打通平漢線的說法，可能是日軍聲北擊南。[7] 實際上，此時「一號作戰」攻勢即將發動，平漢路日軍進犯河南在即。徐永昌顯然對日軍的實力和野心作了過於保守的估計。他將注意力集中於日軍對粵漢線的企圖固然不錯，但輕忽了日軍首先打通平漢線的作戰計劃。作為軍令部長，徐對敵情判斷的偏差，必然影響國軍在平漢線的備戰部署。從中原會戰前國軍的作戰準備來看，並未從其他戰區調集優勢兵力應戰，顯然對是次日軍之強大攻勢估計不足。 日軍「一號作戰」於4月17日在河南打響之後不久，軍令部長徐永昌認為：「最堪注意仍在中戰場」，斷言日軍對湖南「將擾犯無疑」。是時日軍確在加緊進行湘桂戰役的作戰部署。徐永昌對日軍在中戰場（湖南）的增調動態，觀察比較敏銳。4月24日，軍令部仍判斷日軍在平漢線的攻勢，是聲北擊南，其目標恐仍在粵漢線。[8] 4月27日，軍令部得到來自越南方面的據稱是極可靠的情報，日軍的戰略企圖是要打通平漢與粵漢兩鐵路。但徐永昌認為日軍打通平漢鐵路「殊無理由」，日軍在河南的軍事行動，主要在打擊第一戰區的國軍，亦可能掩護換防或搶收小麥。[9] 是時日軍在河南戰場的攻勢已近半月，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對日軍打通平漢路的戰略意圖仍然未能作出準確的判斷。 5月上旬，日軍的戰略企圖日趨明朗。5月6日，蔣介石致電駐守湖南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由贛北直攻株州與衡陽之情報甚多，務希特別注意與積極構築據點工事，限期完成，以防萬一為要。」5月7日，軍令部和徐永昌獲悉，此次日軍南犯部隊，前後共準備10個師團。這一情報顯然是準確的。5月14日，蔣介石再次致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明確指示：「敵軍打通平漢線以後，必繼續向粵漢路進攻，企圖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強其戰略上之優勢，務希積極準備。」同日，蔣介石還致電駐守廣東的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指示敵人企圖打通粵漢路，其發動之期將不在遠，敵將在廣州大舉增援，務希積極準備。[10] 5月15日，軍令部第一廳著手研究日軍侵犯粵漢路及湘桂路的防範方案。5月28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報，研討對湘鄂及全國軍事計劃，認為「敵寇在湘北與鄂西分別進犯，共集中9個師團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粵漢路，乃為預料之事，蓋以兵力而論，或可達其目的，但以地理與空軍及運輸而論，當不能如其預計之易，吾人亦惟有針對敵之缺陷，著手抵抗，以冀補我兵力之不足也。」[11] 國軍最高當局已初步揣測了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要圖。 進入5月以來，軍令部收到各方有關日軍向武漢和鄂南、湘北大量調集兵力，即將進犯粵漢路的情報。軍令部第二廳將各方情報整理分析後認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軍由長江下游上運的兵力約12萬，由上游下運的兵力約五六萬，兩相加減，武漢方面日軍增加兵力約六七萬，計約3個師團。但徐永昌對日軍的進攻能力仍估計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蔣介石「豫戰之後敵人的動向如何」之諮詢時，認為日軍無持久進攻力，其部隊亦多為雜湊。[12] 實際情況是，日軍自3月底4月初即已著手制訂「一號作戰」之湘桂戰役的作戰計劃。日軍大本營鑒於其在太平洋戰場日趨不利的局面，企望通過在中國大陸的作戰來鼓舞日本國民的士氣。據稱日軍「大本營極端期待此次將成為今年最出色的作戰」。為此，日軍準備投入150個大隊的兵力，比1938年進攻武漢時的140個大隊的兵力更大。這些兵員中確有很多是只經過短期訓練、缺乏實戰經驗的新編兵團，因過去熟悉對華作戰的優秀兵團大部分已被抽調赴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但日軍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作了反覆、周密的策劃和充分的作戰準備。作戰方案不僅包括總體作戰計劃的擬訂，而且具體到每一戰鬥的方案細則的制訂，包括兵力配置，作戰進度，後方兵站，警備以及氣候與地理環境等，均作了周詳的考慮和部署。[13] 相比之下，重慶方面雖知道日軍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緊調兵遣將，預料日軍將要進犯粵漢路，但軍令部對日軍的攻勢規模和作戰部署沒有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蔣介石於5月中旬指示第九戰區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積極準備，但只下達了一個簡單的、提示性的手令，並未從其他戰區抽調兵力，顯然對日軍即將發動的強大攻勢估計不足。而負責制訂作戰計劃的軍令部亦未擬具出詳細具體的應對方案。直至會戰打響十餘日之後，軍令部才擬出一個作戰指導大綱來。駐守湖南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以為日軍在前三次長沙戰役接連受挫以後，[14] 一時不敢再問津長沙，再則以為日軍兵力因抽調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在中國大陸力量薄弱，加之時值雨季，氣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作戰，故而疏於防犯。[15] 5月26日，亦即日軍發動湖南會戰的當天，日軍參謀總長東條英機向天皇上奏作戰情況說：「隨著我軍作戰準備的進展，敵方估計我將在岳州（今岳陽）、常德、宜昌以及浙贛地區，也發動進攻，因而似圖加強各個陣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認真採取對策。對於我方的進攻，尚未看到敵人從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況。據觀察，目前敵方雖擔心我今後作戰將發展成大規模的進攻，但對我方的作戰設想尚未能做出準確判斷」。[16] 重慶軍事當局雖不象東條英機分析的那樣沒有覺察出日軍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採取積極的對策和進行充分的作戰準備。 二、國軍的戰略部署 1944年5月26、27日，日軍第11軍各部隊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國軍發起攻勢，揭開湖南會戰之序幕。 會戰伊始，重慶軍事委員會內部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存有分歧，主要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粵漢路勢必失守，不如主動放棄，退守湘桂路，在湘桂邊區或廣西桂林與日軍展開決戰；另一派則主張在粵漢路沿線及兩翼組織抵抗，以狙擊日軍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為代表；後者以軍令部長徐永昌為代表。 28日，重慶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會上報告鄂南敵情，認為「此番最顯著之跡象，敵軍質的方面雖不見甚精良，而量則普遍俱有增加，中國戰場（除滇西、滇南外）現約有敵軍34個師團，為武漢會戰以後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戰場戰役觀之，我指揮與戰鬥能力均見減低，此層至堪憂慮。」蔣介石對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認同。次日，軍委會最高幕僚會議繼續討論湘鄂戰局。據徐永昌日記，與會諸人「咸認粵漢線勢且必失，多主張於湘桂線準備，並以北戰場反攻為不可能，與其徒作犧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獨排眾議，認為湘桂路地形易攻難守，應先於粵漢路部署抵抗和苦鬥；北戰場方面，仍須積極反攻，否則節節敗退，抗戰前途實堪憂慮。徐永昌日記載：「餘氣極發言，諸人皆無語。」 [17] 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的與會人員包括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各部部長（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後勤部等）、侍從室主任、海軍總司令、航空委員會主任、軍法執行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等。[18] 他們大多主張放棄粵漢線的抵抗，顯然已對粵漢線的倉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贏得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在此期間從各方調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組織決戰，或有致勝的希望；鄂北與廣西桂林相距約七百公里，對攻者來說，如同橡皮帶一樣，拉得愈長，就愈薄弱，超過了極限，就可能繃折。退至廣西境內與日軍決戰就有這樣的優勢。白崇禧力持這一主張。[19] 而徐永昌主張於粵漢路節節抵抗，一方面是激於義憤，同時也有他的戰略考量。 據6月3日徐永昌日記，軍事委員會內部多數認為日軍的戰略意圖是欲打通平漢、粵漢至湘桂線迄鎮南關。而徐永昌對日軍欲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判斷日軍的企圖是「欲打擊我之野戰軍，杜我反攻或轉用」，認為日軍的進退程度，全視國軍的反擊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擊重慶國軍與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均是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徐永昌之所以對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企圖認識不清，乃因為他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他認為日軍「欲攻犯兩路或三路而確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20] 鑒於第一戰區蔣鼎文和湯恩伯在北戰場抵抗不力，迅速敗退，已引起國內輿論的紛紛指責和國際輿論的譏評，徐永昌認為，若粵漢線也不戰而退，「抗戰前途尚堪問乎？」徐永昌的主張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 日軍欲打通粵漢路和湘桂路，有三個要地必須攻克，即長沙、衡陽、桂林。按當時中國戰區的劃分，鄂南、湖南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是薛岳；廣西為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是張發奎；廣東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是余漢謀；鄂西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孫連仲。這四個戰區中，第九和第四戰區是此次湘桂戰役的正面戰場；第七及第六戰區處於戰場邊緣。 日軍預定的作戰路線是穿過第九戰區的西側，然後沖向第四戰區的中樞，以第九、第四戰區國軍為主敵。日軍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考慮到：「攻克長沙是這次作戰的關鍵，自應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幾次作戰都大得多，長沙一舉可破。因此，戰局的關鍵乃在於衡陽長沙之間敵軍進行側攻時的決戰，估計攻下長沙後不致立即出現側攻，而在進攻衡陽時，當前重慶軍將會全力展開。」日軍預測，衡陽地區位於國軍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個戰區之間，主要決戰肯定將在其周圍進行。[21] 日軍從一開始就動用強大兵力，第一線部署5個師團並列於湘北、鄂南之華容、岳陽、崇陽一線，另以3個師團部署於第二線監利、蒲圻和崇陽一線，共約15萬人。5月26、27日，日軍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趨沅江、益陽；左翼從通城分趨平江、渣津；中央沿粵漢路向汨羅江推進。日軍號稱在東西約120公里，縱深約50公里的地區展開規模宏大的野戰。 5月28日，重慶軍委會電令第九戰區準備在長沙、瀏陽之間與敵決戰。由於對日軍的強大攻勢估計不足，重慶當局開始除從第六戰區抽調1師增援外，沒有從其他戰區調集兵力。薛岳請求蔣介石從第三、六、四、七戰區抽調兵力增援，而蔣介石要求第九戰區以現有兵力應戰。直至戰役開始一段時間後，感到日軍來勢兇猛，才陸續從周邊戰區抽調兵力參戰。[22]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部署的戰區防衛戰略是：在湘江東、西兩岸，步步阻擊，消耗敵軍，而將主力部署於兩翼，誘敵深入後，在長沙附近圍殲日軍。但薛岳的這一戰略部署是沿襲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法，日軍早有防備。日軍一反過去慣用的孤軍深入的戰法，以戰鬥力最強的骨幹兵團部署於兩翼，致使薛岳的外側作戰難以成功。另一方面，日軍使用優勢的第二線兵團保持縱深陣勢，對戰略要點實施重點突破。國軍總體參戰兵力雖超過日軍，但在要點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勢。[23] 薛岳的外側作戰既不利，沿湘江兩岸南下的日軍很快進逼長沙。日軍以兩個師團約3萬餘人圍攻長沙，而薛岳僅以1個軍（第4軍，軍長張德能）守備，戰鬥兵員不過1萬餘人，守備的兵力與陣地絕不相稱。其次，日軍進攻長沙的計劃是：「為了攻取長沙，必須攻占其西方的嶽麓山。為此，派遣有力兵團在湘江左岸進攻該山，與直接擔任進攻長沙的兵團相互策應。」而薛岳在防守長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張德能以第4軍的2個師守長沙城，以1個師守嶽麓山。嶽麓山位於湘江西側，與長沙城隔江相對。在地理位置上，嶽麓山居高臨下，俯瞰長沙城，為長沙整個陣地之鎖鑰，欲守長沙必先守嶽麓，嶽麓一旦失守，長沙決守不住。守備嶽麓山的第9師除缺員外，戰鬥兵不過3千人，而防區竟達50里之廣（嶽麓山周圍設防），實屬防廣兵單。迄嶽麓形勢危急，張德能臨時轉用兵力，從長沙城抽調兵力增援嶽麓山，由於在戰鬥激烈之時倉促調動，渡江船隻準備不足，反而自亂陣腳，動搖軍心，導致長沙迅即失守。長沙決戰計劃落空。[24] 湖南會戰自1944年5月26日開始，至6月18日長沙失守，第一階段湘北的戰役告一段落。 再說重慶軍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長沙失守一周前，才擬出作戰指導計劃，並經蔣介石批準。在這個作戰指導計劃中，軍令部擬定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為目的，進行戰略持久戰，控制有力兵團於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南各要隘，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攻勢。[25] 從這一作戰方針看，軍令部主要擔心日軍西進，威脅重慶陪都和西南國際交通。 6月4日王世傑日記稱：「一般推測，以為敵軍企圖攻占衡陽、桂林，俾免該地成為盟軍空軍根據地。」[26] 可見當時社會輿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已有相當準確的推測。從徐永昌日記可知，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存有分歧。如軍令部第一廳認為，中戰場敵人將會師衡陽，並窺伺桂林。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持有不同看法。據他的推斷，中戰場敵人進至淥口（株州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竄據衡陽，亦決不至西入桂林。「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堅持認為日軍沒有打通粵漢、湘桂路的意圖。[27] 6月18日，亦即長沙失守之當日，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副部長劉斐認為敵人必乘勢進攻衡陽，並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為「敵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圖入桂。」而軍令部所屬的「作戰研究會」則得出結論曰：「此次湘北敵軍蠢動，以目前情報判斷，其企圖似在打通粵漢交通，求擊破我野戰軍，仍為守勢作戰，但根據前述倭既有從事決戰準備之餘裕時間及兵力，則仍有增加兵力來華之可能，敵能否進一步攻戰西安、昆明及重慶等重要據點，企圖乘機解決我國戰場，實不能不深加警惕。」[28]可見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甚不統一。 據徐永昌稱，蔣介石對他的敵情判斷將信將疑，但對他所提努力打擊日軍的主張則表示同意。長沙失守後，白崇禧主張放棄在長沙、衡陽之間拚命抵抗，將防守衡陽的兵力調往桂林，著手桂林防衛戰。徐永昌則主張，下一階段仍要在長沙、衡陽正面作持久抵抗，兩翼則相機與日軍展開決戰，以消耗日軍，打擊其僥倖心理。徐永昌的意見被蔣介石採納。[29]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會戰的第二階段。日軍總結第一階段的戰果稱：「自開始作戰以來，第11軍雖力圖殲滅第九戰區軍的主力，但敵軍大部迴避與我決戰，尤其是敵軍退避到了東面山嶽地帶，如不將其殲滅，對第二期作戰向桂林、柳州方面進攻，則很難保證不留有後患。」為此，日軍的戰略構想是：為了下一階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這一階段的作戰中儘量殲滅中國軍隊，為此，設法引誘中國軍隊採取攻勢。 衡陽地處粵漢與湘桂鐵路交匯處，是進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門戶；湘江縱貫長沙與衡陽之間，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軍估計進攻衡陽時，中國軍隊將會全力展開攻擊。為此，日軍計劃在攻取衡陽的同時，以主力搜索圍殲對日軍側攻和前來增援的國軍，重點擊潰湘東山區的中國第九戰區主力。[30] 國軍在第二階段的戰略是：中間防堵，兩翼夾擊，置主力於湘江之東西兩翼，實施正面阻止，側背猛攻，戰略上與前一階段沒有大異。在此期間，國軍只以1個軍用於衡陽防守，而東西兩翼則先後投入了約13個軍以上的兵力。[31] 6月20日，蔣介石電令各兵團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從東西兩翼夾擊日軍。具體的戰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於淥口、衡山地區持久抵抗，東翼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西翼主力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殲滅之。[32] 但日軍迅速突破中國軍隊的阻擊，6月23日即兵臨衡陽附近。日軍在兵力布置上，以2個師團進攻衡陽，以3個師團進攻湘東地區，以1個師團進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慶軍委會電令方先覺的第10軍死守衡陽。6月26日，第九戰區擬具于衡陽與日軍決戰計劃，並向衡陽周圍調集兵力。同日，蔣介石指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 7月1日，蔣介石主持軍事會報，獲悉廣東之敵已向清遠與從化方向分路進犯。蔣認為日軍「打通粵漢路之計，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圖，為如何能固守衡陽，增強湘桂路兵力，以確保桂林空軍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圖，則此次作戰當不失為成功也。」[33] 這個時期，蔣介石一再電令各兵團依照「正面阻止，側背猛攻」的戰略攻擊進犯之日軍。第二階段軍委會下達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這一戰略執行，要求前方各軍向當面之敵發起猛攻，或向敵人側背發起猛攻，試圖打消和狙擊日軍的戰略企圖。[34] 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節節挫敗以後，國內外輿論對中國軍隊群加指責。作為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來自英美盟國的譏評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壓力。7月中旬，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謂豫湘戰事頗減低中國信譽，擬令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全部軍隊（包括中共軍隊）作戰。蔣介石對此深感恥辱和刺激。[35] 7月21日，蔣對出席整軍會議的軍委會各部會主官痛心疾首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隊當作一個軍隊，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占我們的國土，以武力來打擊我們，凌辱我們，還要難受！」[36] 據徐永昌記述，蔣介石當時「聲色俱厲，數數擊案如山響」，其心情之憤激可見。[37] 白崇禧身為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始終持有不同看法。鑒於敵我力量懸殊，他不主張國軍與日軍在正面戰場硬拼。他建議將國軍兵力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破壞其交通和後勤補給，襲擾和消耗日軍。7月26日，白崇禧從桂林致電蔣介石，呈述其戰略主張：對敵戰法應重加檢討，查岳陽至衡陽鐵路約342公里，水路約710公里，公路約720公里，敵軍十萬以上，補給不足，我於正面既不能擊破敵人及阻止敵人，擬請改變戰法，轉向敵後襲擊其輜重，破壞其交通，使敵飢疲無法持久。[38] 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認為，在目前國內外輿論交加貶議的情勢下，國軍唯有發憤拚命，打幾個勝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轉國際觀感。[39] 徐永昌的意見大體上表達了蔣介石的心聲。而白崇禧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的戰略，可能對消耗敵人，與日軍展開持久抗戰切實有效，但難以在短期內起到對外宣傳的作用。蔣介石沒有接納他的建議。 第二階段的基本戰局是，以衡陽為中心，在湘江以東山區（湖南攸縣、茶陵、醴陵、安仁、耒陽和江西萍鄉、蓮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區（寧鄉、湘鄉、永豐），[40] 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攻防戰。在這一階段的戰鬥中，第10軍長達47日的衡陽守城戰最為壯烈，因而也最具影響。但衡陽守城戰只是第二階段戰局的一部分。衡陽周圍的增援和解圍戰，以及湘江東西兩翼的攻防戰，國軍不僅投入了相當多的兵力，而且戰鬥亦十分激烈，牽制和消耗了日軍的大部分兵力。 8月8日衡陽淪陷後，白崇禧從桂林急電蔣介石，建議速將衡陽周圍的第46軍、第62軍調往桂林，並請將其他部隊大部撤至祁陽、零陵至桂林一線防守。從日軍的戰略意圖看，日軍占領衡陽後，必將迅速西進，攻取其下一目標桂林。白崇禧的這一部署顯然是正確的。蔣介石接電後，讓軍令部加以研討。而軍令部建議將主力部隊仍留在衡陽周圍繼續攻敵，其理由是：一、前線撤兵，敵必跟蹤深入；二、激戰之後，部隊急撤，有潰退之慮；三、撤兵影響人心與盟軍觀感；四、目前態勢，地理比較有利，利用現形勢打擊敵人，較退保桂林有利。軍令部還建議蔣介石將白崇禧調回重慶。[41] 蔣介石再次接受了軍令部的建議而否決了白崇禧的主張。8月10日，蔣介石電令各軍反攻衡陽。12日，蔣介石再次訓令各軍「以攻為守，並襲擾敵後方」。[42] 湖南會戰的結束時間，歷來以8月8日衡陽淪陷為標誌。實際上，在衡陽失守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仍命令國軍繼續在衡陽周邊地區攻擊敵人。直至8月下旬，蔣介石才放棄反攻衡陽的企圖，調整部署，開始轉向沿湘桂路兩側組織防禦。8月24日，蔣介石判斷「敵主力向衡陽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圖」；9月1日，蔣介石確悉日軍更有深入廣西之企圖，命令第九戰區抽調主力準備參加湘桂沿線作戰。[43]9月7日，日軍攻占零陵[44]，整個湖南會戰基本結束。[45] 9月11日，軍事委員會籌商湘桂線防卸事宜，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其意以全州既難久守，不必徒作無謂犧牲，並請增兵桂林，擔保桂林可守三四個月以上。徐永昌則以現時運至全州彈藥，足供三個月之用，而且全州地形較衡陽為佳，尤利於守，似宜定一防守期限，縱即不能如期，亦可令其突圍而出。[46] 這一次，蔣介石總算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張，但為時已晚。桂林很快亦淪入敵手。 事後分析，整個湖南會戰期間，徐永昌主掌的軍令部對敵情的判斷及其戰略部署明顯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擔心設在廣西桂林的美空軍基地對其本土發動空襲，自始即將桂林作為此次作戰的最重要目標。但徐永昌一直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和主攻方向判斷不明，且太注重盟軍的觀感，一意主張節節抵抗，步步阻擊，處處設防。而蔣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見。結果是，國軍防廣兵單，顧此失彼，處處都不願主動棄守，處處都未能集中優勢兵力，對日軍形成重點防守和重點出擊。湖南會戰初期，徐永昌和蔣介石對日軍攻勢和參戰兵力估計不足，導致國軍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無論長沙、衡陽，均無充足決戰之兵，將應參與決戰之有限兵力，分用於決戰地後方第二線之防守，甚至因對日軍主攻方向判斷有誤，將兵力分用於日軍非攻擊方面之防守。[47] 與國軍不同，日軍常集中優勢兵力，縱深部署，「亙全戰役期間，敵之實力在全面計算雖劣於我軍，但在重點方面，均居優勢，且對長（沙）、瀏（陽）、衡（陽）三要點之攻略，概以絕對優勢之兵力，縱深部署，施行攻擊。」[48] 最終將國軍逐一擊破。 三、國軍的指揮與協調 戰時國軍指揮系統是，重慶軍事委員會設統帥部，指揮各戰區司令長官；軍委會委員長為最高統帥，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襄助委員長處理該會一切職務，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和後勤等部，分掌作戰指導、兵員徵募、軍隊訓練、政治教育、後方勤務等職能。戰區之下，其層級依次為集團軍、軍、師、團等。[49] 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布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50] 由於蔣介石事無巨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記載，當日軍事委員會「會報不及兩小時，蔚文（即侍從室主任林蔚）轉達第一戰區電話至四五次，聞有時一團之活動，戰區亦請示委員長，此非叢脞而何！」[51] 徐永昌身為軍令部長，深感蔣介石「權責集於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勞而不可得，以是往往於橫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轉覺國事有舉輕若重之嫌，深用惶嘆！」[52] 張治中1939－1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蔣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啟』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即侍從室主辦的）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我認為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53] 蔣介石既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副部長劉斐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54] 中央軍嫡系將領固然驕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隊長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長沙失陷後，蔣介石曾電令薛岳將第九戰區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衛西南大後方。薛岳拒不從命，聲稱必須固守湘東南，不讓日軍打通粵漢路與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據徐永昌等人揣測，「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鐵道以西，其心叵測，蓋一旦有事，渠頗有劃疆自保之意。」[55] 另據徐永昌日記，軍政部長何應欽感慨部隊整理之難，即如近在重慶之97軍軍長指揮不動其師長，言下唏噓不置。[56] 此次湖南會戰，除第九戰區外，還從第三、第六戰區抽調兵力。由於參戰系統不一，容易出現多頭指揮。除蔣介石越級指揮外，侍從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蔣的名義發號施令。薛岳作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在其防區內自有調兵遣將之權。李玉堂等集團軍主官也可名正言順地指揮其下屬。衡陽會戰期間，蔣介石指派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白崇禧在戰略方針上本與軍令部長徐永昌意見不一，薛岳的作戰意圖亦與白崇禧不同。[57] 在這種不統一、也不專一的多頭指揮之下，難免前後矛盾，左右失調，令作戰部隊無所適從。以第62軍為例，該軍屬余漢謀第七戰區建制。長沙告急後，蔣介石電令余漢謀調第62軍擔任衡陽外圍作戰任務，歸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指揮。據該軍軍長黃濤晚年回憶，該軍在衡陽參戰期間，重慶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主任林蔚常以蔣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揮；薛岳也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名義來指揮；李玉堂又以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名義來指揮。第62軍處於多頭指揮而又命令不一的情況下，只好以軍事委員會蔣介石的命令為行動依據，直接與侍從室主任林蔚密切聯繫；有時故意藉蔣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調遣，薛岳亦無可奈何。[58] 由於參戰系統有別，多頭指揮無所適從，部隊長官驕不從命，地方部隊保存實力等諸多因素，致使參加會戰各部隊之間步調不齊，協同作戰能力差。戰場指揮官缺乏自動與鄰接部隊聯繫策應的習慣。第10軍苦守衡陽40餘日，而前往解圍的野戰軍如與城內守軍適時配合，或可收內外夾擊之效，無奈當內圍突出時，外無援應；當外圍進擊時，內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圍的各部隊之間缺乏聯絡，步調不一。各軍逐次前往解圍，此去彼來，未能集中各軍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結果坐失良機，陷於被日軍各個擊破的敗局。[59] 四、國軍官兵素質與戰鬥力 湖南會戰歷時三個多月，雙方參戰人數，國軍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60] 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國軍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61] 而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國軍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62] 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布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布的數字，包括傷、病、俘、亡在內，國軍損失過半。國軍自己公布的數字，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占國軍參戰人數的25％。 導致國軍高傷亡率的因素固然複雜，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國軍的作戰意志，一是國軍的作戰能力。 關於國軍的對日作戰意志，歷來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戰史著作。該書對湖南會戰失敗原因的分析，主要歸因於蔣介石消極抗戰，保存軍事實力；認為蔣介石首先考慮的不是對日軍的積極出擊，而是主要準備戰後權威的確立，盡力對付中共和防範國民黨內的非嫡系，沒有同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63] 這一觀點基本上沿襲了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一貫看法。但從前文所述湖南會戰前後蔣介石對日軍的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來看，謂國軍無意與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顯然有悖事實。近40萬國軍兵力的投入，9萬國軍和6萬多日軍的傷亡，亦足證國軍對日軍的積極出擊。尤其是長達47日的衡陽保衛戰「是八年抗戰中，保衛城市作戰最長，傷亡官兵最多，敵我兩方進行最為慘烈的一場生死搏鬥。」[64] 其時，重慶20餘萬市民簽名，向苦守衡陽的第10軍官兵致敬。日軍亦承認「從未有若斯頑強之抵抗」。重慶《大公報》社論將衡陽守軍的死拼硬打譽之為「抗戰精神」。[65] 王世傑在日記中稱道衡陽守城戰「斷然為抗戰以來之一偉績。」[66] 凡此均說明衡陽國軍抵抗之頑強英勇。論者又有謂衡陽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軍將領薛岳指揮的，而重慶統帥部則從中阻撓。[67] 而本文第二部分的敘述，證明這一說法亦屬不實。 另一方面，國軍對中共的監視和防範，亦確然存在。據徐永昌日記，1944年6月8日，日軍正大舉從湘北南犯之際，軍事委員會在重慶開會討論國軍各戰區作戰計劃，主要議題有二：一是預防日軍北犯陝西潼關，南犯廣東曲江；二是「預防共黨竄擾後方問題」。[68] 6月10日，軍令部擬具《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劃大綱》，其第一條即要求「第八戰區以第一線兵團，依陝東、綏西既設陣地，拒止敵人，並監圍奸偽。」「如奸偽以抗戰口號向西南竄犯時，應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東截擊敵人，我監圍部隊應由東向西逐次向長武、邠縣、栒邑、正寧方面轉移，絕對防止其向該線以西以南竄擾。」此處所稱的「奸偽」顯指中共軍隊。同日，蔣介石根據軍令部所擬的這一方案，分別密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和副司令長官胡宗南，針對如何防範中共，作了具體的軍事部署。[69] 可見即使在日軍攻勢最激烈之際，國軍亦未敢懈怠對中共軍事擴張的防範。 至於國軍投入了多少兵力監視中共，據徐永昌7月3日日記：近來英美輿論指責國民黨以數十萬部隊監視中共，以至影響對日作戰。徐氏辯稱：胡宗南防共軍隊不過數師，何至影響如此之大。[70] 但同月下旬，蔣介石主持召開整軍會議，要求將國軍現有的321個步兵師減編為240個師。參謀總長何應欽奉命擬定減編方案，240個師中，計劃以140個師對付日軍，20個師監視中共，40個師作預備隊，其餘40個師用於西北邊防、緬甸及機場防守。[71]這雖然只是一個計劃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論，國軍對付日軍與監視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為7∶1。是時國軍共分九個戰區。這意味著國軍至少以一個戰區的兵力監視中共。 另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是國軍官兵的素質與作戰能力。 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國軍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1軍在山西有過戰國軍30個軍的記錄。[72] 抗戰後期，國軍的戰鬥力更趨下降。據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國軍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73] 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國軍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１。徐永昌認為，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4] 何應欽在擬定國軍減編方案時，其著眼點亦大致以國軍１個師對日軍１個聯隊的比例編制。不過考慮到抗戰後期國軍編制的缺額，國軍與日軍的戰鬥力未必有如此懸殊。戰時國軍１個師的編制約１萬人，每個師的缺額少則二千名，多則三千名。[75] 徐永昌亦認為戰時國軍各師的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為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為3∶1。 具體到湖南會戰，據徐永昌當時的估計，國軍參戰步兵約為日軍之一倍半至二倍。日軍炮兵約為國軍的三倍，但因道路補給關係，始終未得充分使用。「戰術上敵比我極為集中，戰鬥上我遠遜敵。」[76] 就官兵素質言，國軍更遠不如日軍。史迪威對國軍各階層有一概括性的觀察：一般士兵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團長個別差異極大，不過也不乏優秀之士；至於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77] 蔣介石亦有與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蔣曾多次公開指責國軍將領的知識、能力和精神，與其職務級別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蔣在軍委會召開的整軍會議上援引蘇俄顧問的話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裡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78] 蔣還聲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79] 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80] 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因士兵多為農家子弟，具有樸實、勇敢、服從、堅毅以及吃苦耐勞等良好品性。戰時來華的外國人士，亦多有類似的觀察。如美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就曾說過，如果中國的士兵能被適當的領導、餵飽、訓練、裝備，他們的戰鬥力將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士兵一樣。[81] 但不幸的是，戰時國軍士兵因營養不良，體格嚴重惡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導致戰時國軍戰鬥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82] 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欠發、剋扣士兵糧餉，更是國軍部隊的普遍現象。加上軍糧、軍鹽摻雜摻假，士兵食不果腹。軍服不能按季節發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軍服者。前方缺乏藥品，傷兵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因傷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83] 兵役不良，是導致國軍士兵素質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戰中期，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結果令他觸目驚心。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84]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85] 據一般的觀察，戰時國軍士兵90％以上是文盲，無科學常識者幾占百分之百。[86] 抗戰中期，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羼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87] 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一個連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國軍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著，往往過早發射，甚至一發現敵人，即到處放槍，無異暴露自己的位置，給敵炮以良好的射擊目標。投擲手榴彈，大多失之過早，常被敵人擲回。由於缺乏沉著應戰的工夫，日軍在攻擊國軍高地時，常在遠處大聲呼叫，誘使國軍過早投彈或射擊，以消耗國軍的彈藥。 戰鬥情緒的熱烈高漲，以及勇於犧牲，本為國軍士兵最大的長處。衝鋒和白刃戰，也是國軍致勝最有把握的方法。據稱在抗戰初期，日軍最怕國軍的白刃戰。但到了抗戰後期，國軍士兵的劈刺技術比不上敵人，有時二、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於國軍士兵營養不良，體力太差，而劈刺技術訓練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沖」、喊「殺」，如同兒戲。[88]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戰鬥技術教育不足，以致不能達成戰略、戰術的目標。長沙會戰失敗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級主官平時忙於應酬和經商，對部隊訓練敷衍塞責，部隊教育無暇顧及，戰鬥動作生疏；忽略實彈射擊演習，以致士兵射擊技術普遍不精。[89] 徐永昌反省國軍屢戰屢敗的原因時，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於戰事，致勝條件太不夠，固無法使之有利，但如超過限度之敗，則又完全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所致。」[90]「訓練太差，風氣太壞」，確是國軍弊端之要著。 蔣介石承認，中原會戰時，「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91]長沙會戰時，部隊主官因營商應酬，脫離部隊，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有的守備部隊，當敵人攻擊時，尚在掩護體中賭牌，以致失守。[92] 薛岳在檢討湖南會戰時承認：「紀律廢弛，戰志不旺。整個戰場，我軍多為退卻作戰，軍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擾，而部隊之逃散，尤甚驚人。如99軍以4團兵力，僅在湖濱行持久抵抗數日，轉至寧鄉以東，殘餘兵力不及一團，沿途散兵騷擾，迄今尤未解決。又若干部隊，即奉攻擊之命，對少數之敵，亦多長時對峙，雖由火力不足，終嫌攻擊精神不旺。」[93] 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也談到：「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眾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眾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地方政府既行遷移，各部隊副食補給發生問題，軍隊為作戰及給養關係，往往涉及民眾物資，致軍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發生缺憾。」各地方團隊雖間或協助國軍作戰，但往往有劫取國軍槍枝情事。相反，日軍卻能利用中國民眾運輸糧彈，雖道路破壞，仍可繼續攻勢，銳意前進。[94]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這一次中原會戰和湖南會戰，我軍最大的恥辱，就是敵人利用便衣隊到處擾亂，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之內作戰，反而不能用這種戰術打擊敵人。據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隊發生相當效用以外，其他各戰區各部隊都沒有切實組織和運用。可見我們平時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完全沒有認真去作。」[95] 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甚多。湖南會戰雖只是八年抗戰中的一個戰役個案，卻充分展露了國軍在戰略戰術、官兵素質、教育訓練、後勤補給、兵役軍紀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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